父亲是死在家里的。钟月是第一个发现的。
    凌晨四点半，一间红砖围盖的小屋里准时亮起了灯，柔和的黄色光线与天上的月亮一样朦胧孤寂。钟月的房间很小，是个毛坯房，大约四五平米。与其说是房子，不过是用四堵红砖墙简单地砌合而成。她坐在床边梳头发，手一用劲儿，床便嘎吱嘎吱得胡乱叫起来。她怕吵到人，便站起身，尽管她的房间与父亲隔着一堵墙。
    父亲没有钱，却有一双勤劳的手，他一手建起的房子抗住了二十多年的风吹雨打。钟月很小就跟着父亲干活，像是小鸭子跟着母鸭屁股后面，步履蹒跚地踏着璞行走。父亲疼她，让她回去陪着母亲，可她懵懵懂懂地点头答应，转眼就粘上了人，有样学样地卷起衣袖，不知从哪儿捡了个塑料瓶，含糊地说要去喂鸡。那是的钟月只有四岁。
    农村地苦天薄，吃食都很简单，只要肚子饱了，就能干足一天的活儿。父亲有一百亩的地，而能用的只有五十亩，因为剩下的五十亩地都被上下左右的邻居占去了。他们吃定了父亲的为人，从一开始还以土地分界不清晰来作借口，到最后一言不发地割地为己，明目张胆地侵占他人土地。
    父亲去找他们协商，可他就是一头人畜无害的绵羊，面对一群贪狼，只有被啃个皮肉精光的下场。结果便是没有结果，他们各自商量好似的，无视甚至嘲笑父亲愚蠢。
    每次去送饭，钟月偶尔会见到父亲独自一人，握着锄头站在田里，沉默地看着他仅剩下的，尚未被狠心剥夺的土地。他那黝黑精瘦的躯体历经岁月的锤炼，散发着深深的无奈与惆怅。它的力量不容小视，是能轻松摧毁钟月的泪腺节点，让她在回家的时候，哽咽一路。
    钟月端着一碗鸡蛋面条，是父亲昨晚临睡前说要吃的。她走进屋里，打开灯，看见父亲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一张大红花的旧毛毯。他的睡姿似乎没有变过。她拿了一张红色塑胶凳，坐在床边，说道。
    “阿爸，醒醒，吃早饭了。”
    父亲还睡着。钟月用手指揪掉毯子上的毛疙瘩，说道。
    “阿爸快起来，面条要粘糊了。”
    父亲仍安详地睡着。钟月把面条放到旁边的桌上，起身去查看。她用手轻轻摸着父亲干瘪凹陷的脸颊，眼泪却不知为何就涌了出来。她带着哭腔喊着父亲，声音不再克制了，颤抖地尖叫起来。
    “阿爸，起来吃饭，求你了！”
    钟月掀开毯子，胡乱地捶着父亲的胸膛，嘴里只管啊啊地哭叫。她无措地跑到屋外，又跑进屋里，接着又跑出屋外，直奔山下。山路泥多石子多，钟月摔了两个跟头，跌破了膝盖和手掌。
    父亲叫不醒了。那碗汤面在桌上放着，飘在空中的热气比父亲冰冷的身体还要烫。
    村里人都晓得父亲，他们聚在钟月家门口，男人女人们的表情极为丰富生动地交头接耳，仿佛是他家有人死了。穷人无亲戚，一提到要出丧葬费，所有看戏的人群如鸟飞散，眨眼间就消失得干净。钟月坐在床边的胶凳上，背驼着，睁着一对通红的双眼，呆呆地看着父亲。父亲的脸像是只有一张皮包裹着，凸起的骨骼和失去血色的肌肤，使她想起了山里的老树。
    死亡来得太快了，快得连那一碗面条都没有吃上。钟月端来面条，正要喂点东西进父亲的嘴里时，村长及时制止住了。
    “阿妹，死人不能吃东西喏。”
    “我就给阿爸尝一点儿。”
    这里不止村长一个人，还有丧葬队里的男人们，他们在旁指手画脚，说着天地不许、人间不允的习俗是不能破坏的。他们手脚夸张地表演着动作，天花乱坠地讲述违反规矩是如何遭受天谴的，生怕出现一丁点偏差，头顶就会落下一道雷，将他们劈死。
    丧葬队成了故事会，男人们的脸上挂着信誓旦旦的神情，对各自说的事情深信不疑。他们就像一群鸡鸭在笼子里叽叽嘎嘎地瞎叫唤，钟月对此都充耳不闻。她用手指沾了点汤水，抹到父亲的嘴巴上，然后自己把面条吃了。
    村长和丧葬队谈到钱的时候，钟月捧着刚刚吃干净的碗，小声说道。
    “家里没得钱…”
    男人们不约而同地噤声，面面相觑，相互都使了个眼色。没钱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他们准备走了。
    “俺给，阿妹不用担心没得钱。”
    村长发话了，男人们喜笑颜开，继续讨论起来。村长问钟月要一张父亲的半身照片，她便把全家福的合照拿了出来。照片上的一家三口坐在花花绿绿的背景墙前，父母亲在前方坐着，女儿在两人中间站着。他们不常拍照，所以身体略微僵硬，而脸上则挂着一丝尴尬的笑容。只有女儿懂得在镜头前表现，露出洁白的牙齿和灿烂的笑容。
    父亲的葬礼很简单，一口棺材就竖着摆在客厅，中间放着花圈，上边贴着一张黑白遗照，白纸白花挂在门上装饰着，地上铺满了黄纸。钟月在客厅守了三天三夜，一个人从早到晚得烧着元宝蜡烛。期间有三四个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闻到了少女的芬芳，打着吊丧的名头去骚扰钟月这位无父无母的孤女。
    第一个男人问钟月七千卖不卖，钟月不出声；第二个男人问九千卖不卖，钟月还是不出声；第三个男人问一万块钱卖不卖，钟月就掀起火盆往他们身上砸。他们顶着一身的灰，见自己占不了便宜，就向村长索要回帛金。村长一声不吭，瞪了他们一眼，他们便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。
    村里人因邻村屠户被杀事件而人心惶惶，暂时都忘了钟月这块茶余饭后的话料。一天夜里，外面下起毛毛细雨，钟月用自己瘦弱得如一根干枯树枝的手臂，提着一大袋灰色行李布包，摸黑找上了村长的家。
    村长披着一件黑色外套，嘴边叼着烟，站在门的里边，而钟月则在门的外边。村长让她进屋谈事情，钟月用手臂擦了下脸上的雨水，说道。
    “不进了。”
    村长把衣襟拢紧了些，吐了两口烟，眼睛眯起，像是被面前的烟熏到了。
    “你找俺做啥嘞？”
    钟月向上提了提行李包，小心地透过那层烟雾瞄着村长，犹豫地说道。
    “俺…想借钱，出去。”
    “去哪儿？”
    “城里边。”
    “你一个人吗？”
    “是嘞。”
    “啥时候回来？”
    “有钱就回来。”
    “没钱就不回来啦？”
    钟月摇摇头，说道。
    “家里没人，不想回。”
    村长把嘴里的烟，从左边叼到右边，然后进了屋里。钟月从窗户上的光影看到他在与另一个人谈话，她猜是村长老婆。村长出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迭红当当的钞票。他交了出去，并叮嘱道。
    “钱要好生放着，俺听说外边贼多。”
    “晓得嘞。”
    钟月把钱藏到自己最贴身的衣服里面，接着向后退了两步，给村长磕了三个响头。她跪在地上，上身笔直地挺起，说道。
    “俺不忘您的大恩大德。”
    村长叹了口气，摆摆手，让钟月快些离开。他觉得钟月走了是好事，与其困在这座小山里，倒不如出去闯闯。村里的年轻人能走的都走了，留下一堆七八十岁的老东西在家里等死。他老了，双腿走不动了，注定是要与这个村庄同生共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