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艺术,常常发挥直觉的想象力,造成行动的视觉、听觉及其他感觉效果,营造出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氛围,使革命不但获得理智的牵引,而且获得情感的强力推动。
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他脱下了青年律师的西装革履,选择了光头、赤脚、身缠粗布的半裸式着装,并且一直把这个公示形象坚持到底。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讯号,鞭策中产阶级的国大党向最广大的下层贫民靠拢,宣示一种扎根人民和解放人民的使命。对于曾经谙熟西餐而鲜知稼穑的国大党来说,对于好谈斯宾塞、达尔文而并不了解本国车夫和农民的民族主义精英们来说,这种换装当然是在甘地时代一个战略性的政治转变。
他还选择了纺纱和晒盐两个最著名的行动,令殖民当局招架不住。纺纱是为了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输入,晒盐是为了挑战英国的官盐专营,都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。但当时更重要的民族利益远不止这两项,国产纱和私产盐也不构成对殖民当局最致命的打击,甚至只能算是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。但后人慢慢才得以明白,甘地发动的这两大运动真是恰到好处。首先,行动和事件是传播思想的最佳载体,而纺纱和晒盐最具有广泛的参与性,容易示范,容易模仿,容易集结成有规模的场景和气势,并且不需要太多的成本,包括钱、体力、时间以及勇武。其次,这两项运动具有良好的外部形象:和平,劳动,俭朴,忍让,让人同情,便于传说和上镜,不似操刀弄枪那样让人恐慌,足以让统治者失去武力镇压的道德依据和美学依据。
这是一种天鹅绒炸弹——革命从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开始。
只要当局怯于镇压,殖民法令体系就出现了重大缺口。
甘地身处一个积弱、积贫甚深的宗教国家,一个习惯斋戒、施舍和不习惯战争的国家。他找到了最符合国情的斗争方式,找到了在利益和义理上、更在情感美学上打败强大殖民当局的方式。以至他应邀去英国出席议会陈述诉求时,他半裸野民的身影宛若基督,在伦敦街头成为了英国民众夹道欢迎的偶像,大有人君者“冠道履仁”(王充语)之光辉。他只是微笑就够了。他还没有在议会开口,就已经兵不血刃,传檄而定,决定了帝国议会的无奈屈服。
甘地创造了革命的美。这种美不是矫饰造作故作姿态,出自生存的自然,是斗争实践的水到渠成,却并非不需要艺术家的手眼。没有这种美,比方没有赤脚光头的甘地而只有西装革履的甘地,虽然也很正常,但革命可能会变得沉闷、刻板、累赘、冗长以及成本高昂;有了这种美,革命就有了诗情和想象,有了神来之笔,有了长袖善舞和事半功倍,有了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征服力并且左右逢源。
一七八九年,法国大革命爆发,民众一举攻下了巴士底狱。其实这一攻占并无多少实际意义,当时空空大狱之内仅有七名犯人,两个是神经病,四名是弄虚作假者,还有一名是变态青年,属于父母无能管教于是主动送来请监狱有偿代管而已。一九一七年,俄国大革命爆发,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攻占全彼得格勒,但他们在占领车站、银行、桥梁、政府大楼时都没有发生任何战斗,如入无人之境,即便在冬宫里开了火,连伤带死也仅有六人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开炮更算不上什么军事行为,没有击中目标甚至压根就没有目标,只是几声表态性的礼炮。但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,阿芙乐尔舰炮击冬宫是俄国大革命的象征。如果没有这实际效果极其有限的两次扑空,如果没有广大民众这场哪怕是即兴式的演出,历史会是什么模样?
拉开历史距离来看,如果没有这些象征性事件,革命几乎就不可辨认也难以记忆,革命的激情就失去了托寓之物,就像诗歌失去了可以“托物寓旨”诗境。
第19章 象征在历史中的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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